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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沐芸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特约研究员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委员

个体化细胞治疗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主任

近日，美国不断攀升的Covid-19病例数和各州此起彼伏的经济重启呼声形成强烈对照。这个对照及一些研究提示我们，美国如果早2周实施Lockdown政策，可能会减少55,000人的死亡。全球大流行的数据也无时不在提醒人们，作为人的惯性之一，通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倾向于不愿意实施预防性的措施，因为预防性措施通常看起来不会有即时的收益或效果。

这就好比寓言故事中的“蚂蚁和蚱蜢”。通常，为了应对冬季这样饥荒的季节，蚂蚁会在食物丰足的夏季辛勤劳动并做好充足储备。而蚱蜢却只能活在温暖和食物丰足的季节，无法度过冬季。因为蚱蜢从不为未来储备，有吃的时候会倾向于一直吃，不会为即将到来的荒凉冬季担忧。现实中，大多数的人与蚱蜢具有相似性，食物丰富的时候，看不到饥荒临近。好光景的时候，并不愿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以改变事物的发展曲线。因此，大多数人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看不到平静下汹涌的暗流。蚱蜢就是通常说的“死于安乐”。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从我们的大脑发育和结构来看。人类大脑发育过程中，“程序”就是这样编排的，优先眼下而忽略未来。因此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模式，更注重眼前、当下的即时好处和得失，而忽略对未来的长远规划。而公共卫生政策却是典型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事，其效果并不会即时显现，甚至在缺乏平行对照的情况下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益处。现在我们回溯对比各国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举措和后果，分析结果提示，如果美国提早2周LockDown这个决策可能会减少坏的事情发生；而“仅仅是没有坏的事情发生”对于一些“无知无畏”的决策者来讲，未雨绸缪显然没有意义，“未来会发生什么不是我要考虑的！”现在才重要！

尽管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疾病的“流行”和“大流行”，尽管公共卫生专家不断敦促或警告“流行或大流行会卷土重来”，但无知无畏的决策者还是选择了“蚱蜢”模式，眼前有的吃就尽管吃，完全不考虑未来。

美国的选举体制决定了决策者的决策偏好，尤其是迷茫的大众缺乏对Covid-19的基本认知时。通过选举获任的决策者通常会为获得“及时满足感”而选择“蚱蜢”模式，盯着当下而忽略未来。当然，忽略长远决策的后果在此次的Covid-19大流行中显露无疑。虽然，此次疫情中的“长远”也就是2周的时间。

大多数人，尤其是有些自以为是的管理者，如此无知无畏，除了大脑进化发育的成因，还有大脑进化发育过程中与其生长环境、社会文化互动的因素。

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人类会形成2种心理机制参与决策制定：一种是延迟贴现（Delay Discounting），是人的决策要素之一，奖励释放与时间的关系；有人倾向于即时奖励与回报，可以为了及时的满足感而快意行动，完全不顾后果，哪怕这种后果会对组织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有人则愿意放弃即时奖励而选择“笑到最后”，可以为了组织最终目标的达成而忽略阶段性的困难或成果。前者是以自我为中心，后者则是以组织为中心。

另一种心理机制是“正常偏差”（Normalcy Bias），会导致人们惯性地认为，未来会是一种和当前一样状态，并不会差也不会好。因为这2种心理决策机制，我们的大脑很难做出预防性的行为决策。而第二种心理机制尤其会妨碍防患于未然的决策制定。

当然，还有文化因素妨碍“未雨绸缪”，这就是拒绝主义（Declinism）在作祟。拒绝主义者相信，与现在相比，未来会更差。甚至与宿命论相关，宿命论者相信，未来的问题太多，困难太大，以至于没有办法改变，只能自己“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未来”。因此也进一步约束了人们积极应对并防患未然。总觉得反正未来都很黑暗，为什么还要庸人自扰呢？还不如眼下痛快！

我们文化因素中存在着强烈的个人主义特点，也阻碍着我们提前做出应对决策。我们能接受在不改变个人舒适区和个人偏好的前提下预防问题，但却往往不能接受通过改变自身行为偏好或者约束自己行为的方式来避免坏事发生的可能。此次Covid-19在美国的大流行，就极大聚焦出个人行为自由的偏好，领导者在自己决策导致的最坏情况出现时，却“技巧”地营造出一种“外敌入侵，自己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场景。而这些过度的个人主义促使集体的系统性决策机制失灵，行之有效的预防性策略也就被抛诸脑后了。

当然，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也有一些方法可以缩短这个犹疑的心理过程并降低负面的文化因素对长期决策的不良影响，扩大对预防政策的支持力度。比如，可以将当前的行动与未来的产出结合起来，有点儿类似幼儿教育。当然也有更传统经典的思维，就是为下一代着想或者为人类未来命运着想，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促进有些人愿意现在开始做一些对未来有意义的决策和事情。也就是我国政府奉行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些代理人，也就是企业主聘请的经理人在做决策时不太会着眼长远，因为企业的长效收益与这些社会人的直接受益关系并不明显。当然，这也取决于企业的运行机制，对经理人的特征定义，对相关社会经历、教育背景、职业经验等的要求。

其实和美国国家治理类似。如果机制不支持候选人与行业和具体岗位相适配的品行特征、良好职业纪录、正常的社会/职业经历和专业适配度，也就不能指望通过这一机制筛选出的管理者能为组织的未来发展做出有利的决策，类似Covid-19大流行的现状就会周而复始出现。当然，美国这样的国家目前可能仍有能力和实力对其错误的决策进行“亡羊补牢”。但企业呢？

通常，为了激励代理人能做出符合组织发展的有利决策，企业主会制定机制，将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长远发展与经理个人经历加以结合，也就是通过具体的事件让经理能感同身受自己“鼠目寸光”的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经理个人生涯的影响等。当然，这里讲的经理，指的是在专业能力上和个人职业生涯荣誉感方面具备一定适配度的那一类人。

而此次的Covid-19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让一些决策者亲身经历自己“鼠目寸光”决策导致的后果，早期积极干预并改变事物发展曲线的决策者会进一步强化其“未雨绸缪”的决策偏好；而那些深陷Covid-19泥潭的决策者恐怕也不得不从惨痛的后果中反思自己的“无知无畏”，如何避免下一次类似的事情发生。不过按照惯例，对于无知无畏者，无论多少的亲身经历可能都无法令其脱离“惊恐—应对”的决策惯性，毕竟，“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人生常态。

蚱蜢并不是天生的乐观主义，或者天生懒惰。而仅仅是因为其大脑发育不完全，脑容量也就是计算能力使得蚱蜢只能顾得上眼前，而没有长远。但人类呢？

此次Covid-19大流行的惨痛经历能激发我们的大脑再编程吗？像蚂蚁那样能居安思危，光景好时为未来留有余地；而不是另一只蚱蜢，只顾着食物丰富时一直吃到死。